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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及其革命时代》第一章之二

时间:2019-05-15 04:01来源: 作者:admin 点击: 3 次
《贝多芬及其革命时代》第一章之二约瑟夫皇帝深知他的臣民正在举事。正如前面所述,早在一七八0年,他便开始纠正祖辈酿成的弊端。他去过巴黎,接受了法国哲学家的思想,一反其母玛丽亚·特雷莎女皇(TheEmpressMariaT
  《贝多芬及其革命时代》第一章之二

  约瑟夫皇帝深知他的臣民正在举事。正如前面所述,早在一七八0年,他便开始纠正祖辈酿成的弊端。他去过巴黎,接受了法国哲学家的思想,一反其母玛丽亚·特雷莎女皇(The Empress Maria Theresa)的独裁政策,开始了范围广泛的仁政措施。仅几年的功夫,农民的权利便得到了恢复,同时,削弱了教会和贵族的特权。约瑟夫推行放宽教育权限的政策,解除了对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的控制,兴建学校和医院。尽管这位皇帝用心良苦,但其计划的实施却很草率,并且带有强制性,从而引起了教士和贵族们的强烈反对,同时,也未能获得保守的、地位低下的资产阶级和落后农民的支持。不过,在知识分子和激进工人中,他拥有追随者。诚然,约瑟夫皇帝的所作所为并未全部付之东流。在那蒙昧主义的时代,他的闪光的理想主义对那些包括贝多芬在内的青年们是一种激励。
  关于贝多芬在维也纳逗留期间的活动,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那儿住了近两周的时间,见到过一次皇帝----那是在约瑟夫因其部队与土耳其军队作战失利而亲赴东部各省重新组建军队的时候。同莫扎特的会见也是短暂的。贝多芬为他即席演奏了钢琴。莫扎特邀了他的朋友,并且要他们“注意一下这个年轻人,他将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话题供人们评说。”莫扎特曾给贝多芬讲过几次理论课,也为他演奏过几段钢琴曲。
  是历史的损失,也是音乐的损失:后来这两位天才再也不曾见过面。无疑,贝多芬是想多见见莫扎特的。但是,他母亲病重的消息从波恩传来,他只好匆匆搭上驿站的马车,赶回慕尼黑。时为是年四月二十五日。
  回到家里,看到母亲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他心情十分沉重。拖了几周之后,母亲终于去世了,抛下了三个儿子和一个仅十八个月的女儿。经商定,这个小妹由靠不住的小弟约翰照看。贝多芬的父亲由于长年饮酒,精神颓唐;他在宫廷乐队当男高音的微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
  母亲的亡故,使贝多芬第一次经受了巨大的悲哀的打击。他在对他的奥格斯堡的朋友沙登博士谈到自己的感受时说:“那是一位多么可爱的母亲啊!什么能比叫一声母亲的名字更幸福?可现在,我还能对谁叫呢?”
  当时,贝多芬正患气喘病。他担心会因为忧郁而发展成肺结核----“忧郁和疾病一样严重。” 是年十一月,他的小妹妹也死了,使他的悲哀更增加了一层。贫穷、疾病、精神抑郁,加上父亲的不负责(小弟约翰因酗酒而被开除公职,并且被捕过,家里还得援助他),贝多芬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他拼命工作,很少休息。教书、学习,分别在教堂和乐团里演奏风琴和中提琴。肩负着如此沉重的负担,他渐渐地变得成熟和严肃认真了,看上去已经远远不止年方十七的样子。
  为了巧妙地摆脱家庭中的琐事和纠纷,闲暇的晚上,贝多芬便去蔡尔(Zehrgarten)酒馆:那儿是波恩大学教授们的理想场所。在宫廷里任职的和有教养的年轻人也乐于聚集于此,并且是合法的。贝多芬的社会地位还很卑微。宫廷职业办公室曾在一份报告里说他“人品很好,但很可怜”。然而,他的精力、热情和非凡的天赋使他很快具有了吸引力。业余作曲家和献身艺术事业的自由年鉴编辑卡尔·路德维希·荣克尔牧师在一七八八年第一次见到贝多芬之后写道:“他可亲可近,心地明亮,演奏技艺精人,堪称艺术大家;但他却极其谦和,没有一点儿自命不凡的样子。”他的举止行为同乐队的其他成员一样,“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即使在表演过程中遇有难处,比如在公众音乐会上,“拥挤的观众紧紧地围着他们,致使他们难以演奏,乃至人人满头大汗,他们都能不声不响、镇定自若地忍受着,没有任何烦躁的表示; 在小院子里表演时,还不难听到人们的抱怨,甚至谩骂。”贝多芬同大家和睦相处,同大学人员交朋友。其中之一便是“贫穷但却和蔼可亲的大学生韦格勒。”此人后来成为波恩大学著名的理学博士和教授。韦格勒把贝多芬介绍给了他所寄宿的布罗宁(Breuning)一家。这个贵族家庭的成员们对贝多芬十分友好。不久,他感觉到:在这座面对河流的舒适的房子里,如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从此,贝多芬同这个家族的年轻一代的友谊便开始了。这个家庭的父亲是宫廷的高级官员,刚刚过世不久;母亲十分善良,并受到过极好的教育,在贝多芬居丧期间,曾给予他巨大的帮助。
  贝多芬曾同布罗宁一家在乡下度假,同时,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他常常同这家人一起饱览莱茵河两岸的美丽风光,培养对大自然的激情----这,后来成了他创作的组成部分。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从各方面认识大自然----在海涅的笔下,这里是“美丽的、充满阳光的大地”;拜伦又有“龙岩山的巨石紧锁着眉头”的绝唱----这些,在贝多芬后来进行创作时,常常唤起他的回忆。贝多芬同这个家庭成员们一起参加文化的和社会的活动,还常沉湎于各类妇女的圈子中---为了这些妇女,他把爱情民歌写进了自己的乐曲。晚上,当地的学者名流时常在布罗宁家里聚会,纵论当代的艺术、科学和政治。贝多芬对此颇感快慰。
  这时,贝多芬还结识了这个家庭的叔父兼保护人卡侬·劳伦斯·布罗宁,他是一位与科隆教士和僧侣形成鲜明对比的开明牧师;也是在这里,他与刚刚到达此地的瓦尔德施泰因伯爵邂逅并结为好友。此君对选举帝王信心十足,后来就任奥国总理大臣。这些人热情地帮助了年轻的音乐家发展其聪明才智和超凡个性,鼓励贝多芬进行创作,激发他的思想,指导他的学习。
  经常有一种“贝多芬没有受过教育”的说法,或者说,充其量他也不过是点滴自学。可事实上,尽管他到死前都不能运算简单的数学题或正确地拼写单词,他却是一位博学的人。他可以讲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熟知许多国家的古典和当代文学。这大概得感谢布罗宁一家和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影响。后来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的一些谈话记录表明:他对诗歌和哲学是熟知的。这应该归功于文学新学派的奠基者们,诸如:歌德、康德、席勒和克劳普斯多克等人。是他们一反风靡一时的、法国大革命前的那些毫无意义的文艺作品,建立起了真正的民族文学。他们对于大自然和民族爱国主义的专心致志,无疑对贝多芬的思想有影响;他们的英雄篇章---席勒的“卡洛斯先生”、歌德的“格策·冯·贝利欣根”、莱辛的“贤者纳坦”,催生了贝多芬的理想主义;而“少年维特”则拨动了他的情感。
  除了德国作家之外,外国文学译著在进步的波恩也不缺乏。卢梭在知识分子阶层很受欢迎,他的诗“让时间延长我的生命”当时已被贝多芬谱上了曲子(作品116);宫廷大戏院上演莎士比亚和法国戏剧家包玛歇的作品;当然,席勒和莱辛在戏院也未曾遭到冷落。毫无疑问,在一七八六至一七八七年间,贝多芬曾经看过这些演出。
  在布罗宁家里,除了讨论文学和哲学之外,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在他们的自由议论之列。这些讨论通常都在他们所属的文学协会进行。虽然贝多芬作为正式大学生还不够资格,但他经常作为瓦尔德施泰因伯爵的私人朋友而出席各种会议。当时,英格兰的许多人由于对辩论激进派思想的兴趣而对这个协会都十分熟悉。比如,曼彻斯特哲学学会、月球居民协会以及伦敦与剑桥的宪章俱乐部,都与这个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在文化生活方面,英格兰一部分地区和德国的北部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人(仅以年轻的柯尔雪基、威廉·佛兰德和约瑟夫·蒲特力斯特里博士的儿子威廉为例)从英格兰到德国去学习,去涉猎康德和费希特的新哲学思想,阅读那里的激奋人心的文艺作品,或者参观大学的发展状况。
  自从马克西米利安于一七八六年十一月就任波恩大学校长之后,这所学校也同法兰克福、莱比锡和耶拿等大学一样,逐渐成为最先进的大学了。新校长宣布就职的日子,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波恩用彩旗装饰起来,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人们列队走上大街,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贝多芬在游行的队伍里演奏风琴。从此,波恩大学名声大震。
  瓦尔德施泰因伯爵请来了一些久负盛名的新教师,从而吸引了各地学者云集波恩大学。医药、法律和语言学等新系应运而生。不久,波恩大学便超过了明斯特和科隆两所学校,随之引起了波恩大学同附近地区教会当局的不和。但是,这并未能改变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对学校领域进行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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